“我完全晓得上海话骨头里的滋味。”

作者：陈 娟

编辑：王喆宁

2023年12月27日，胡歌一袭黑衣，从上海滩的旖旎灯光中走出，引爆了《繁花》这部剧，也让金宇澄的同名小说《繁花》重新回到大众视野中。

多年前，环球人物记者与金宇澄相谈在他的办公室——巨鹿路657号“爱神花园”（上海作家协会所在地）那栋老洋房中。

当时距离因《繁花》成名已过去4年，金宇澄依然不擅长融入喧闹的世俗世界，纷至沓来的采访令他一度陷入苦恼之中。

“一家媒体曾找我拍年度封面人物照，各行各业的年轻人酷酷地站在一起，还要做一种雨中打伞效果，意境很美，我最后还是没去，主要是觉得，自己不太喜欢这样的场面。”

“可能年岁大了，适应起来比较慢。”他向记者解释说，“我不上相，每次都照得很凶。”

尽管时常因为“一把年纪了还被拎出来示众”感到不自然，金宇澄还是乐于看到自己的作品能得到认同。

·金宇澄。

诞生于网站的《繁花》

因父母是知识分子，金宇澄少年时代，家中有很多藏书。初版《鲁迅全集》成为他较早接触的文学启蒙作品，也是至今对他最有影响的书。

“这一整套的文本丰富性是非常突出的，包含了小说、散文、理论，我一直记得第19卷《竖琴》的译文短篇集，记得其中《果树园》抒发的诗意气质，是直到今天也难以忘怀的。”

1969年，他和哥哥去东北下乡，种玉米、大豆，做泥瓦匠。在那段时间，他一直和上海一位朋友通信，探讨文学。

·金宇澄。

当年7月的下乡中途，发生了一件让他终生难忘的事：就在他的车窗下，一位16岁的上海女知青跌落到月台下，当场被车轮压掉一条腿，她立刻被送回了上海，成了个独腿女人，据说被安排在南市一家煤球店里上班。

“她终于回到上海，不再下乡了。”40多年后，他将这段经历写进了《繁花》中。

去东北7年，金宇澄回到了上海，在一家钟表零件厂上班，后调入沪西工人文化宫。整个八十年代是他的文学创作期，他先后在《萌芽》发表《失去的河流》《方岛》等一系列获奖小说。

1986年，《上海文学》杂志以作家协会“首届青创班专辑”的形式，发表了《风中鸟》。

那是一种难以想象的画面：东北农场的规矩，有人即将病忘，医生就请木匠做棺材。

小说写到木匠连夜完成了棺材，病人却苏醒过来，因此棺材就搁置在露天，让知青们坐着打扑克、聊天，之后还在里面养了小鸭……这口棺材经过风吹雨打，逐渐变为一种很丑陋的存在。

因为按照规矩，农场里只要是谁死了仍然得用它。小说结尾，两个病重的老人长久弥留，难以死去，“我”和医生都觉得不可思议。

“人们恐惧什么，这个过程，究竟是在逃避死亡，还是逃避死亡的附属物。”回忆起当年的小说，金宇澄如是说。

1988年，《风中鸟》获得《上海文学》短篇小说奖。也是这一年，金宇澄调入作协，成为《上海文学》小说编辑，每周一三五上班，直到如今，“我的工作就是看小说稿”。

记得刚进编辑部，老主编周介人让他编个稿子，结果被他改成了大花脸。“周老师很吃惊，没见过能这样改的人。”金宇澄说。

白天编稿晚上写作，金宇澄逐渐感到分裂，“我的日常工作就是挑剔别人的文字，想不到同时也会挑剔自己，我感到很难继续真正地写作了”。他退出了小说写作，专心做编辑。

直到2011年，金宇澄在无意之中化名“独上阁楼”，在“弄堂网”（民间研究上海历史、风土人情、弄堂文化的网站）发帖聊天，每天写几百字的趣人逸事，采用上海方言，不曾想很快受到了欢迎，不断有人顶帖：“爷叔，后来呢？下文呢？”

网友互动，激发了金宇澄埋藏多年的写作热情，有意味的故事在他的笔下流出，无意中写到一个卖大闸蟹的陶陶（《繁花》开场出现的人物），竟写得欲罢不能。

就这样，他启动了长篇叙事之旅。“写了一个月，我发现居然可以脱离普通话或者北方语言的束缚，改用上海方言思维。我完全晓得上海话骨头里的滋味。”

一个方言写作实验

当记者问及《繁花》对他意味着什么时，金宇澄回答：使用改良方言，使用实验的元素，用母语思维写小说。

比如《繁花》小说的开场是这样：沪生经过静安寺菜场，听见有人招呼，沪生一看，是陶陶，前女朋友梅瑞的邻居。沪生说，陶陶卖大闸蟹了。陶陶说，长远不见，进来吃杯茶。沪生说，我有事体。陶陶说，进来嘛，进来看风景。

金宇澄解释说，这种挤在一起使用简单标点的文字，纯属偶得。“也就是两个人一来一往说来说去，形成的一整块文字，那么有意思，过去我怎么就没发现可以这么写？这类行文像中国话本，密集对话不分行的样式，让我有了强烈的兴致。”

《繁花》的故事由沪生、阿宝、小毛3个不同家庭背景的上海少年展开，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少年一直延续到九十年代的壮年。

随着他们的成长，上百个人物的故事徐徐铺展开，有理发店里的银凤、饭局上那些临时陪客、晚班公交车的售票员、弄堂小学的女老师，深夜的洗衣服的女人……错综复杂，蔓延生长。

这些形形色色的人物，几乎从不表现内心，鲜有大篇幅的心理描写，一般都用轻飘飘的一句对话，或一句“不响”（普通话意为不语、不吭声）收场——小毛不响，阿宝不响，沪生不响……

上海话“不响”在全书出现了一千多次，让人觉得，似乎那些面对困境的人物唯一能做的反抗，便是意味深长的“不响”。

“中国的经典文字特征，都崇尚简洁、节制、不描写内心，‘五四’以后开始大量出现的西化的新派小说，大量的宣泄情感，但我读到如今，也很难记得一部西方小说那么成功的佳作。”金宇澄说，“通过这些‘不响’，读者可以解读人物的复杂内心。”

·金宇澄。

让《繁花》回归传统的话本叙事，作者对人物内心不作探讨，只靠他们的对话、情节、行为完成，日常口语，直截了当，有别于西方叙事的特点，是很少见的样式。“现在西式的面包很多，我就做一碗面条。”

《繁花》一出世便火了，那年金宇澄已经60岁。声名来得太晚，他紧张地应对着一切。

到传统中寻找力量

近30年文学编辑的经历，让金宇澄觉得对当下的写作基本面貌更有了解。

“关于小说的探索和实验，80年代有很多自觉尝试，从90年代起，大概是影视剧兴起，吸引作者更注意故事的完整性，因此小说叙事的同质化现象，是相当明显的。”金宇澄说。

《繁花》走了相反的路径，包括整体上使用方言改良，甚至动用“鸳鸯蝴蝶派”的老词，比如“低鬟一笑、明眸善睐”；人物如果讲北方话，即注明某某人讲北方话；书中夹杂繁体字，人物提到的旧书或旧句子，就出现繁体字，尽一切可能，显示文本的异质特征。

“假如一旦无力，要到传统中寻找力量。”金宇澄常把这句话挂在嘴边。

·金宇澄。

“好比一个街区，崭新建筑群中保存了一间旧房，这个地点立刻就有了特征，标识非常明显。若全是新房，你肯定觉得这里和其他地方没什么两样，缺失了一种个性特征，缺乏了灵魂性的记忆坐标。”

他说，我们该回头多看看，多用一用祖辈留下来的东西。

金宇澄书中所写的很多内容，来源于父亲。

他用“隔离”来形容自己和父亲的关系，每一次父子会面，都是一般的问候，很少谈论更深的内容。

父亲后来病重住院时，他每一次去探望，父亲会和他说：“你忙你的事情，早一些回去吧！”

父子之间的关系，一直这样。很长一段时间，金宇澄并不了解父亲曾经的选择。

直到父亲过世，回望父亲的一生，他才了解父亲当年的诸多人生细节，“那是一种时代和命运的安排”。

·金宇澄父母的合影。

故乡黎里镇的市河，曾是父亲少年时期观察世界的窗口：太湖强人劫掠银元，倾倒在船舱里；上海逃来的难民船，首尾相衔经过十室九空的两岸；维持会送镇上几个无依无靠的尼姑去平望慰安所，缓慢经过他的眼前，驶向远方，小船传出她们的哭声，永远无法停歇。

父亲自问：“这是啥世界！？”一腔热血必然抛洒而出，他最终选择走上了抗日之路。

父亲被捕后，给好友萧心正频繁写信。

这些文字表现了时代的特征。除了生活所需，父亲在多封信中提到了当时物价上涨的情况，“物价之贵使人害怕，旬日之内，米价由千余元涨至2600元左右……”

“如果不是看到这些书信，我们很难想到当时的监狱生活。我尽量还原一种真实的历史感，这些内容，是虚构作者无法想象，无从了解的。”金宇澄说。

“如果有一天可以穿越回父亲的时代，您会做什么？”

当记者抛出这个问题时，金宇澄不假思索地回答：“想和父亲在苏州‘得月楼’吃饭。‘得月楼’在那个年代名震苏沪，我们父子没能在‘得月楼’吃过饭，是我的遗憾，在我想象中，那是一个很美好的场景，我知道他会喜欢的。”

监 制：张建魁

主 编：许陈静

编 审：苏 睿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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